這段時間，南岸區長生橋鎮移民小區的居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變化：以前小區沒有路燈，污水橫流、亂牽亂掛現象嚴重，如今干凈整潔，環境優美，大家住著舒心。特別是解決了10多年來房產證辦理難、“一戶一水表”、“房價補差”等一堆大伙煩心的問題，如今大家心齊氣順，自發合力維護這樣的良好局面。

　　小區發生這樣的改變，與長生橋鎮近年來推行的“131”小區自治模式密不可分。

　　從“代民做主”到“讓民做主”

　　所謂“131”小區自治模式，是長生橋鎮在南岸區政法委的指導幫助下，針對老舊散小區探索出的基層治理方法。

　　全程蹲點參與探索這一基層自治模式的南岸區政法委政治安全科科長蘇軍解釋，“1”即“黨組織領導”，將黨組織建在網格、小區、樓院里，使黨的組織、黨的工作、黨的資源進樓院，形成“社區黨委—網格黨支部—樓棟黨小組”的領導體系；“3”即“議事會決策+業委會執行+監委會監督”小區自治運行辦法；另一個“1”即自治管理服務站服務，由業委會自主籌建自治管理服務站，通過“社區補助一點、自治管理服務站自籌一點、居民支付一點”方式籌集自治經費，為居民提供無償或低償的物業服務、調解服務、政策宣傳服務等。

　　“131”小區自治模式，破解了該區域老舊散小區長效化管理難題，實現從“代民做主”到“讓民做主”，從“政府管理”到“自我管理”，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參與”的轉變。

　　那么，“131”自治模式是如何探索形成，又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對此，蘇軍感受極深。

　　老舊散小區軟硬件上存在三大問題

　　“老舊散小區是指修建年代較早、設施陳舊和大部分未圍合封閉，并且無專業物管公司管理的小區，通常規劃設計不完善、設施老化、配套落后、管理缺失、治安形勢復雜、安全隱患突出，小區矛盾頻發，群眾上訪不斷。”時任南岸區政法委社會管理科科長的蘇軍，從接手這項工作的那天起，就明白這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因為老舊散小區面臨的困境和問題，在全國各個城市普遍存在，但每個城市的老舊散小區“病因”又各不相同，因此很難尋找現成的“藥方”。

　　通過大量情況摸底，蘇軍總結出轄區內老舊散小區軟硬件上存在的三大突出問題：一是硬件設施先天缺陷。這些小區開發建設之初，規劃設計不完善，配套設施不齊全，大部分小區未封閉無監控，水電表未實行一戶一表，文體健身場所、超市等配套設施更是全無；二是后天管理失管失養。早期小區沒有物管，后期即使有物管，也因為多種原因，物業管理服務水平大多不高，以至于業主不滿并拒繳物業費，業主與物業管理方矛盾激化，最終使得小區整體環境陷入日益惡化狀態。三是“造血”功能嚴重不足。老舊散小區普遍未配備物業辦公用房、無社區用房、無車庫設施、無廣告收入，基本沒有“造血”功能。

　　蘇軍還發現，居住在這類小區的業主因為下崗、就業困難、安置費逐步耗盡等原因，對家庭水電費、物業費、公攤費的開支感到承受困難。

　　事實上，針對老舊散小區的問題，南岸區基層政府并非沒有投入人力物力進行治理，但由于大多采取政府大包大攬的作法，沒有厘清政府、基層社會組織、群眾在社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沒有較好劃分各自的職責邊界，導致錢沒少花，人沒少派，事沒解決，甚至走進了整治—反彈—再整治—再反彈的怪圈。

　　小區管理從“被動式”向“參與式”轉變

　　為改善老舊散小區環境，提高居民幸福指數，南岸區決定從長生橋鎮入手，希望探索出一條老舊散小區社會基層治理的有效路徑。參與了大量前期工作的蘇軍成為探路大軍中的一員。

　　“我們選擇了環境改造愿望迫切且有自治意愿的小區，由鎮政府牽頭拋出初步整治方案，然后召開院壩會、樓棟會充分聽取意見，采取一戶一票實名表決的方式確定小區整治方案。大到小區是否圍合、管網如何改造，小到休息座椅擺放、墻面裝飾風格，全部由小區居民自己決定，真正做到問需于民。”蘇軍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因為幾個小區整治方案同時推進，隨時都有居民自治座談會召開，他不得不奔走于各個小區之間。

　　這一輪整治后的小區實現圍合封閉，主要出入口監控覆蓋，小區中庭綠樹成蔭、鋪裝整潔，各單元樓棟路燈明亮、停車有序，為小區自治管理創造了良好的硬件條件。

　　居民們對于身邊的變化也深有體會。通過不斷實踐，小區居民共同商量解決小區環境整治、車輛亂停亂放、樓道安全衛生、鄰里矛盾糾紛等“小事”、“私事”，逐步達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區的事情小區辦、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大家辦”的共識，等、靠、要的思想逐漸轉變，小區管理從“被動式”向“參與式”轉變，原來的“無人管事”變成了“人人管事”。老舊散小區面貌大為改觀，和諧家園氛圍逐漸濃厚。

　　本報記者 郭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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